在中国，当一个个贪腐案件以“亿”为单位刷新公众认知时，一个尖锐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为何贪婪如斯的巨蠹，并非人人走向刑场的终点？当原华融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17.88亿元伏法，内蒙古“第一巨贪”李建平因涉案超30亿元被执行死刑时，舆论为之震动。然而，更多涉案金额惊人的案件，最终却以“死缓”或“无期徒刑”落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法律、政治与社会逻辑？

生死界限： “数额”之外的四重考量
公众的朴素认知往往将贪腐金额与刑罚严厉程度直接挂钩，认为“贪财上亿，其罪当诛”。然而，中国的司法实践远比这更为复杂。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需要满足四个“特别”的严苛条件：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数额”仅是入场券，而非决定性因素。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会综合评估“情节”、“影响”与“损失”。例如，是否多次索贿、是否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是否为他人谋取重要职位、是否导致重大工程项目烂尾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都是衡量“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关键。赖小民案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不仅在于其创纪录的贪腐数额，更在于其利用金融领域的公权力，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特别重大损失”。

“免死金牌”： 立功与退赃的博弈
在通往死刑的道路上，存在两个关键的“岔路口”：重大立功表现和积极退赃。

根据中国《刑法》，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山西省原副省长张中生，受贿超10.4亿元，一审被判死刑。然而，二审期间，因其“积极检举山西某省级领导的重大受贿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构成重大立功，最终被改判为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但附加了“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严厉条件。

这一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利益导向，瓦解腐败官员之间的攻守同盟，以实现“打掉一个，牵出一串”的反腐效果。然而，这也引发了公众关于“花钱买命”或“以秘密换命”的争议，考验着司法公正的平衡艺术。

此外，赃款赃物的追缴情况也是量刑的重要酌定情节。如果贪腐官员能够积极配合，全额或大部分退缴赃款，通常会被认为具有悔罪表现，有助于挽回国家损失，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一定的从宽处理。

趋势演变： “慎杀”理念下的制度更迭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对经济犯罪“少杀、慎杀”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司法趋势。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引入了“终身监禁”制度。这一制度明确规定，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贪污受贿罪犯，在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终身监禁”的出现，被法学界普遍视为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和补充。它既能确保将最严重的腐败分子永久隔离于社会，剥夺其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以体现刑罚的严厉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死刑的适用，顺应国际上废除或限制死刑的潮流，同时避免“错杀”带来的无法挽回的后果。从白恩培到张中生，多名巨贪被判处终身监禁，标志着这一制度已成为惩治严重腐败犯罪的常态化工具。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贪官贪污上亿而未被判处死刑，并非法律的缺位或对腐败的纵容。其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多层次的量刑体系在运作。它既有对犯罪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判，也有基于反腐策略的制度考量，同时还体现了国家在死刑适用上更为审慎的刑事政策演变。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跳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式的朴素正义观，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法理逻辑与政治权衡。死刑的威慑力固然重要，但构建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严密制度，或许才是根除腐败毒瘤、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法律的天平，一端是民愤，另一端是理性；一端是严惩，另一端则是制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