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极权社会里面人性容易沦丧，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它鼓励的就是泯灭人性。只有人不像人了，丧失了为人的底线，他才便于控制。所以所有的极权社会无一例外都鼓励民众互相监视和告密。他鼓励所谓的大义灭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传统价值观和正常社会的伦理关系，实现对奴隶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掌控。这是古往今来维护极权的不二法则。今天给大家讲几个告密者的故事，看看一个极权社会为什么必然是一个极恶社会。

一、把母亲送上刑场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16岁的少年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对母亲方忠谋展开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方忠谋质疑毛腊肉搞个人崇拜，还替被打倒的“工贼刘少奇”鸣不平。方忠谋其实原本也曾经是忠诚的党员干部，1949年2月念经23岁的方忠谋追随当过地下党父亲方学武，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在军队里当卫生员和护士，了中共渡江战役，荣获过一次三等功和两次劳模。在中共的镇反中，她的父亲虽然为中共立下了赫赫功劳，却依然被当做“地主阶级”和“匪特分子”，在土改中被枪毙。当时的方忠谋为了划清和父亲的界限，还参与检举揭发过了自己的父亲。

1950年退伍后转业，方忠谋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1956年还被评为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可以说是又红又专。当时文革开始后，方忠谋和自己的丈夫，同在卫生系统的张月升，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划成了“特务嫌疑”和“地主阶级”，遭到自己工作的医院隔离审查一年多，期间经历了无数次批斗。在此期间，她的女儿，因为无人照看，生病也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结果不幸夭折。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作为母亲的方忠谋开始反思起了自己人生，进而怀疑起了信仰，最终在那一个夜晚爆发。

1970年1月的一个晚上，方忠谋在她的卧室里面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看，上面印了耄腊肉的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方忠谋无意间就指着这一行字说，这句话是别人说的，耄腊肉不是原创，是引用的。他的儿子张红兵听到之后当场就跳起来了。

我们故事的男主张红兵当时16岁，是个狂热的红卫兵，他原本叫做张铁夫，在文革中擅自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红兵，顾名思义，就是红卫兵的意思，他在学校还加入了耄腊肉思想学习小组。一向深信”爹亲娘亲都不如耄腊肉亲”的他听见母亲这么说，立马跳了起来，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耄主席吗？耄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作为儿子，他指着母亲的鼻子直呼其名，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耄主席。母子两随后爆发了激烈争论。

在争论的过程中，方忠谋提出了更为惊人的论点，她认为耄腊肉在搞个人崇拜，而且刘少奇是被冤枉的。这两个观点一出来，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作为县里卫生局的一个科长，他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被划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行、批斗，还连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当妻子对苦难提出反思和质疑的时候，居然第一时间威胁妻子：“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父子两人，唯恐口说无凭，甚至还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写下来，方忠谋见丈夫、儿子如此决绝，心如死灰，毫不畏惧的写了。父子二人随即当做证据连夜举报。作为儿子的张红兵甚至在举报信中写道，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在激烈的斗争中，我想到耄主席，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收听耄主席的声音，让方忠谋发抖吧！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发出的诅咒。1970年大年初八的深夜，方忠谋被人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捆走了，两个月后，母亲方忠谋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枪决。张红兵因为检举自己的母亲被评为“大义灭亲的好少年”。但即便如此，党组织还是信不过他，他和弟弟作为反革命家属不仅没有得到升高中的机会，还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最后下放到了农村。

长大后的张红兵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一名律师，成年后幡然醒悟，公开悔罪，并且要求将母亲的墓地作为文革的文物警醒后人。他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连畜生都不如。 

（二）：卖师卖友
文坛名宿舒芜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被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七月诗派”领袖胡风发现，不遗余力的提携，使得舒芜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之后，胡风的文艺观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立场”，作为高层指定的标靶，在劫难逃。
舒芜作为胡风的门徒，在组织的授意下，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磅的认罪文章，以曾经的交情，现身说法，矛头直指”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为了配合《人民日苞》对胡风的批判，舒芜甚至从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从中断章取义，编造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开发表。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随即被捕入狱。

胡风为此两度入狱，前后坐牢超过20年。所谓的”胡风案”前后共计2100余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胡风案”被隔离审查的人中，也包括诗人聂绀弩。时势所迫，他也成为揭发胡风的文艺大军中的一员。但没想到自己也最终被揭发。

1957年，因为老婆被划为右派，聂绀弩遭株连，也划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回来之后聂绀弩牢骚满腹，经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画家黄苗子倾诉。他私底下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诗作，往往也会第一时间给黄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这些话语都写进了黄苗子的《揭发材料》，这个漫画家的的举报材料极为详细，居然在一些重点字段上备注聂绀弩当时的语调、动作，以显示其反动之心，可谓用心良苦。他甚至担心某些诗作专政机关的人可能看不懂，还特意加以翻译和注释。

聂绀弩给黄苗子赠送的诗作，最后大多数都成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证供。坐牢11年，最后依托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身份才和战犯们一起被特赦。

（三）：物理天才的特务人生

束星北先生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是中国理论物理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号称”中国雷达之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但他曾经说过，李政道并不是门下最好的学生。他最欣赏的学生，叫做王镇皋。

王镇皋，浙江绍兴人，1950 年考入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天资极为出众。束星北很欣赏这位弟子，考虑王镇皋身体虚弱，束星北专门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束星北甚至单独为他一个人教授量子力学。

束星北名震天下，但是为人坦荡直率，不喜掩饰，素有“束大炮”之称。
他对知识分子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说过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
1957年反右开始束星北因为作了一篇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公开声称“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随即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开始了长达21年修水库、扫厕所的被整生涯。

在此期间，为了监视束星北的动向，中共想起了他最欣赏，也是最信任的学生，王镇皋。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恩师的助教，深得信任。山东省公安厅通过山东大学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表示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监控束星北。

这个原本在学术上前途不可限量，深受恩师器重的天才，为了组织上允诺的职称、待遇，还有神秘的荣誉感，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始了对自己的恩师、包括山东大学的同事和学生长达26年的监视任务。虽然严格说来，这种线人角色在那个鼓励告密的年代中很多，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但却让王镇皋感觉是党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显示自己被组织无比的看重。

《束星北档案》中有一条举报记录，记载了1955年8月13日揭发内容：“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

这个揭发的王某某，就是王镇皋。因为他的秘密揭发，束星北在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

在此期间，王镇皋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把线人生涯过的严肃认真，即便把自己的恩师送进了劳改营，他依然没有停止。在长达26年的时光中，他白天用心留意同事们的一言一行，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定时向山东公安厅报告。
他对自己这份工作是如此的投入，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盯梢、跟踪或者偷听上，每日早出晚归，搞得自己好像就是党不可或缺的耳目一样。
正是因为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在妻子眼里王镇皋是不可理喻难以交流的人，导致前后两次的婚姻均以失败告终。
但即便如此，他都无怨无悔。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事实上，当年山东大学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告密。

其实当年中共在束星北的学生中物色了多个线人，但是其他人都已不能胜任为由搪塞推脱，唯有王镇皋任劳任怨的干了26年。

由于长期荒废学术，没有拿得上台面得成果，王镇皋在多次职称评定中原地踏步。
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在1979和系书记大吵一架，激动中主动公开了自己的潜伏生涯，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学校应该”评功摆好”。
结果消息很快传遍山东大学，他从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直到退休，也没有评上他心念念的教授。
他晚年接受采访耿耿于怀的说：我是束先生最好的学生，为什么不给我评教授？

（四）：水流云不在
1952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罪逮捕了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一对外教：美国夫妇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指控他们“在中国知识界培养‘第三势力’”。李氏夫妇被判刑后驱逐出境。这就是震惊中美的“清华间谍案”。两个普通的外教，是怎么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呢？
举报他们的人，是他们的中国朋友：英若诚。
这个名字你可能有点陌生，但他的儿子大家应该听过：导演英达。
英家出身八旗，英若诚的祖父娶了公主，后又皈依天主教，创办了《大公报》和有教会背景的辅仁大学；父亲则是知名教授，在辅仁、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1949年赴台。家世中西合璧，十分显赫。有了这一层的背景，英家经常走动的外国友人极多，在中国1949年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是了解外国人不可多得的一个窗口。英若诚少年时就读教会中学，194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其后又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迅速成为知名话剧演员。他的英文极好，外国朋友非常多。

英若诚为什么要举报外国友人呢？答案就在他死后用英文在海外出版的自传中。
他大段描述自己的坐牢生涯。而他之所以进监狱，不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因为他家复杂的海外关系。。
而是因为“为彭真同志工作”。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彭真文革被斗，英若诚因此被株连入狱。

一个搞戏剧表演的，有什么东西可为彭真这样的中共高层服务的呢？说白了就是利用他家世背景、海外关系，监控当时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英若诚非常看重这个工作，和老婆一起，往往是在家中招待外国友人后就立即撰写报告化名提交。比如关于英国驻华外交官伊文斯的报告就叫“伊文斯战役”。
因为从事这项特殊的工作，在那个物质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英家出人意料的物质丰富。
儿子英达回忆说：“我们总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宾。在那个年代，有外国人到你家里，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儿。”

英若诚即使在出狱之后，还持续这样干了很多年。他们夫妻俩一直渴望入党，之前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直被拒绝。直到1979年，入党申请才被批准。
英达回忆说，这是他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此后英若诚青云直上，1986年官拜文化部副部长。在他主管电影、电视剧业务期间，满清辫子戏、宫廷戏开始发端并兴旺发达至今。

英若诚也意识到了自传将来会引发的争论——“一个人怎么既跟外国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后向政府提交关于他们的报告？”所以对于告密这一块的描述极为简略。他对为自传执笔的美国作家康开丽说，“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伪善之徒。”

就是这个不认为自己是伪善之徒的人，在国内和国外分别出版了自传《水流云在》。
两个版本大不同——英文版叫做《Voices Carry》。这个版本的序言中有大量写作背景的爆料。其中关于英若诚潜伏生涯的很多内容在国内版本中完全不见。
有吹捧英若诚的文章称他在狱中的生涯是中国版“美丽人生”。哪有什么美丽人生，有的只是暗黑灵魂。

（五）：冯亦代
冯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坛很知名。他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政权成立后还官至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冯亦代诚惶诚恐，决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多次向组织交心悔罪，遂被招募为眼线。
冯亦代由于民盟背景，和当时诸多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让人起疑。
他利用同病相怜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家里跑，名为探望，视为窥探。
事后写成报告，反映这些大右派的思想动态。他还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刺探这些人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

章伯钧等人把他视为挚友，毫不设防、无话不谈，皆事无巨细被记录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这些着名的知识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钧聊完后，回来在日记中写道：“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

冯亦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他从1960年开始申请入党，认为自己“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但始终未获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却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