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目标：不是用来解决平均的问题，而是用来解决国家积累的问题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台湾的吴玉山先生写的，题目是《大国逐霸与东斯拉夫的历史纠结：谈俄乌战争》。

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俄乌问题，而是文中讨论背景时的一个观点：在俄国和中国这块欧亚大路上，先后都诞生了共产主义的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吊诡，即在这些体制中，共产主义不是用来解决平均的问题，而是用来解决国家积累的问题；不是用来解决阶级问题，而是用来解决国际竞争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会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段话感兴趣，因为这段话可以让我们对感受至深的体制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文章的分析框架是这样的：发端于英美的工业革命影响的传播，经过两个梯度，或者说形成了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英美。他们是海洋国家，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作为先行者，他们可以好整以暇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于是，这里成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这些制度的核心特征是自由主义的、去中心化的。

第二个区域是大陆边缘地区，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是日本。这些国家是继起者和追赶者。因此这些国家是落后的，资本是分散的，他们需要集中国家权力和分散的资本与先行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在这里出现的一种现代化的威权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则是形成一种比较强的经济体制，同时是由开发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进行投资。


第三个区域则是大陆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存在的往往是落后的大帝国。由于落后，他们必须诉诸极端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以动员最匮乏的资源，以实现赶超的目标。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吴文说，他们皆采取了共产主义作为答案。这样就可以解释，共产主义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最落后的国家。


这样，前面说的那种吊诡现象就得到了解释。


后发国家独特的制度生成但很抱歉的是，我现在要跑题了，我想沿着吴先生讲的这个吊诡现象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生成问题。关于后发国家的话题，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大任教时，我就开过一门《发展社会学》的课程，其中，就介绍过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关于后发理论的内容。格申克龙是后发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我们都知道，在有关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所面对的独特问题方面，有两个着名的观点，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但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所讨论的都是既有的结构和条件的影响，而没有涉及在过程中新的制度生成问题。即使是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中，涉及的也主要是对制度变革的忽略。为此，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格申克龙的一些观点：


1962年，格申克龙在《历史视野中的经济落后》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的分析，将 18 世纪以来的欧洲各国分为三个地区：先进地区、中等落后地区和极端落后地区。

在这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属于不同落后程度的德国与俄国的分析。德国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起国家。根据格申克龙的理论，德国的工业化呈现出明显的 “突进性”。由于自身经济落后，在工业化进程中，德国非常强调大工厂和大企业的作用，非常注重生产资料的生产，以推动工业的快速发展。在资本积累方面，德国的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具有较强的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这样，金融因素在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受到一定抑制，对工业的市场支持相对有限。但德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并在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在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如在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领域迅速崛起。而俄国在 19 世纪时，属于极端落后地区。其工业化起步更晚，且进程充满波折。格申克龙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这在俄国工业化中有明显体现。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大企业的依赖程度高，并且非常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快速建立起工业体系。由于经济落后，俄国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具有高度集权化和强制性，其中，沙皇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俄国工业化过程中，人民消费水平受到压抑，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抑制，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良好的市场支持，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俄国也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并且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推动工业化进程，如实行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等。此外，格申克龙认为，19世纪美国的发展模式、1930 年代德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后来苏联的发展模式和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高投资模式。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发现，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源尤其是资本的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需要形成一种以权力为核心的资源动员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引起人们热议的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我们知道，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合着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将一个国家的制度区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两种。他们认为，汲取性制度由于生产者激励不足等原因会导致其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之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但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就一些后发国家来说，汲取型的体制往往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至少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工业化的初期，这种体制有利于工业化中的资源动员与集中。但在工业化的过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又会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汲取型体制向包容型体制的转变。而由于路径依赖等种种原因，这种转变是艰难的。Michael Pettis：经济转型的艰难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后发展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高投资模式。因为后发展国家启动发展过程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资本的匮乏。高储蓄无疑是提高投资能力的必然方式。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Michael Pettis 教授发现，这种高储蓄率其实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靠居民储蓄来实现的。真正的高储蓄率，是靠国家分配来实现的。一般而言，穷人的储蓄率往往是比较低的，而富人的储蓄率往往很高。这就意味着，要想提高国家的储蓄率，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收益，向这些高储蓄率的群体倾斜。这个时候，贫富差距一般会扩大。

在德国、韩国、日本等等曾经的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都是通过将 “压榨” 普通老百姓的方式来增加储蓄率，集中资金，逐步用自有资金来替代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而只要投资需求存在，这种经济策略就必然导致极其高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的增长模式，必然最终导致一个问题。即投资的效率开始所谓钝化，导致投资的回报，投资的效率迅速下降。在这个时候，经济转型就是必然的。但转型是非常艰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这个阶段上，我们会看到国家的债务迅速上升。

Pettis 教授管这种经济增长叫作人为制造出来的增长，其中甚至存在一个正反馈的循环：我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多基建和大楼呢？因为我们预期经济会高速增长，我们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设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增长呢？因为我们在修建这些基建和大楼。Pettis 教授设想了很多经济转型的路径，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出口以及转换投资模式等等。但最后他悲观地指出，似乎没有一条道路能够走通。唯一可行的，就是类似一种硬着陆，强行降低投资来降低债务。